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
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
看清达赖 读懂西藏
听说在西方游走了几十年的达赖，最近又窜到巴西来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和尚，很会制造“明星”效应，习惯于用动听的语言、煽情的眼神和捏造的故
事，蒙蔽一些关心西藏却又对西藏事实真相知之甚少的巴西朋友。
坦率地讲，想要看清达赖的确不容易。
想要看清达赖，需要一双慧眼。一些媒体和达赖的“粉丝”往往痴迷于他“迷人的微笑”和所谓“和平奖”光环，看不到伪装下的真实面目。达赖凡到一处必
谈“容忍”、“和平”，以至于真有人将其吹捧为“现世佛陀”。然而正是这位满口宗教和平的人，一直都在从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包括在幕后
策划、操纵在西藏的分裂主义暴力犯罪事件。达赖在世界各地作过那么多演讲，但他提过当年在西藏所实行的其实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吗？一次也没有。
事实上，西藏的农奴制1959年才被废除，比巴西晚了整整71年。藏族有句谚语：“无论你将木炭如何洗刷，黑色的木炭也不会变白”。无论达赖如何善于伪
装、巧舌如簧，都掩盖不了他是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这一真实面目。
想要看清达赖，还需要善听之耳。一些人对达赖的话笃信不疑，却没有留意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今年5月，达赖宣称要“退休”。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反复
地讲，他退下来之后，仍要尽到他的“责任”，一旦“流亡政府”发生问题，他“在需要的时候仍会出来帮忙”。他刚刚赌咒发誓过“这辈子不再涉足政治，一生
追随佛陀”，却又迫不及待地于6月初开始了新一轮窜访，先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紧接着就是美国、加拿大，刚刚又去了墨西哥和阿根廷。不管到哪里，他都是
千方百计谋求见政要、办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搞政治的劲头比以往有过之无不及。达赖自导自演的“退休”闹剧恰恰证明他从来就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
的政治人物。
看清达赖不容易，读懂西藏更不容易，因为这需要一颗公正之心。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
他面前放弃批评性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
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我觉得，他是怀着一颗公正之心、带着公允态度说这番话
的。
西藏本身是怎样的呢？我想介绍两个基本事实。
一个是历史事实，即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13世纪的元朝，又成为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西藏从来没有脱离
过祖国。
一个是当今现实。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以数字为例。60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1600亿元，西藏经
济年均增长8.3%。西藏从没有一条公路、铁路，到初步建成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的100万增加到300.22
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0.48%。适龄儿童入学率由不到2%提高到99.2%，青壮年文盲率由95%下降到1.2%。西藏传统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环境
保护得到全面加强。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西藏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4.5%，居全国之首。
这些事实都是达赖所不敢面对和刻意回避的，也是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
好。
在此，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是法国作家和记者，曾于2010年赴西藏参观采访。他
在当地看到了西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的景象：报刊、商店的标牌、电台和电视广播等无一例外地使用藏语，大学里教授藏文化，环境得到良好保护。在西藏的见
闻促使维瓦斯对西藏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独立调查。《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一书就是他的调查总结。他在书中写道：西藏的情况并非如西方人
们所相信的那样，达赖隐秘的真实面目也不像人们所习惯了解的那样。有的媒体将该书定义为“西方第一本系统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著作”。我想，对于那些希望
深入了解西藏的巴西朋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达赖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离开家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与其在世界各地劳苦奔波，不如早日迷途返航。对于关心、关注西藏的巴西朋友以及曾经或至今仍围
绕在达赖周围的人，我想说，有机会的话请你们一定要到“世界屋脊”、“雪域佛国”走一走，看一看。敞开心胸，放宽眼界，你会认清一个真实的达赖，你会读
懂一个美丽的西藏——中国的西藏。
事，蒙蔽一些关心西藏却又对西藏事实真相知之甚少的巴西朋友。
坦率地讲，想要看清达赖的确不容易。
想要看清达赖，需要一双慧眼。一些媒体和达赖的“粉丝”往往痴迷于他“迷人的微笑”和所谓“和平奖”光环，看不到伪装下的真实面目。达赖凡到一处必
谈“容忍”、“和平”，以至于真有人将其吹捧为“现世佛陀”。然而正是这位满口宗教和平的人，一直都在从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包括在幕后
策划、操纵在西藏的分裂主义暴力犯罪事件。达赖在世界各地作过那么多演讲，但他提过当年在西藏所实行的其实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吗？一次也没有。
事实上，西藏的农奴制1959年才被废除，比巴西晚了整整71年。藏族有句谚语：“无论你将木炭如何洗刷，黑色的木炭也不会变白”。无论达赖如何善于伪
装、巧舌如簧，都掩盖不了他是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这一真实面目。
想要看清达赖，还需要善听之耳。一些人对达赖的话笃信不疑，却没有留意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今年5月，达赖宣称要“退休”。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反复
地讲，他退下来之后，仍要尽到他的“责任”，一旦“流亡政府”发生问题，他“在需要的时候仍会出来帮忙”。他刚刚赌咒发誓过“这辈子不再涉足政治，一生
追随佛陀”，却又迫不及待地于6月初开始了新一轮窜访，先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紧接着就是美国、加拿大，刚刚又去了墨西哥和阿根廷。不管到哪里，他都是
千方百计谋求见政要、办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搞政治的劲头比以往有过之无不及。达赖自导自演的“退休”闹剧恰恰证明他从来就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中国活动
的政治人物。
看清达赖不容易，读懂西藏更不容易，因为这需要一颗公正之心。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
他面前放弃批评性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
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我觉得，他是怀着一颗公正之心、带着公允态度说这番话
的。
西藏本身是怎样的呢？我想介绍两个基本事实。
一个是历史事实，即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13世纪的元朝，又成为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西藏从来没有脱离
过祖国。
一个是当今现实。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以数字为例。60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1600亿元，西藏经
济年均增长8.3%。西藏从没有一条公路、铁路，到初步建成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的100万增加到300.22
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0.48%。适龄儿童入学率由不到2%提高到99.2%，青壮年文盲率由95%下降到1.2%。西藏传统文化受到尊重和保护，环境
保护得到全面加强。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西藏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4.5%，居全国之首。
这些事实都是达赖所不敢面对和刻意回避的，也是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
好。
在此，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作者马克西姆·维瓦斯是法国作家和记者，曾于2010年赴西藏参观采访。他
在当地看到了西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的景象：报刊、商店的标牌、电台和电视广播等无一例外地使用藏语，大学里教授藏文化，环境得到良好保护。在西藏的见
闻促使维瓦斯对西藏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独立调查。《并非如此“禅”：达赖隐匿的另一面》一书就是他的调查总结。他在书中写道：西藏的情况并非如西方人
们所相信的那样，达赖隐秘的真实面目也不像人们所习惯了解的那样。有的媒体将该书定义为“西方第一本系统揭露达赖真实面目的著作”。我想，对于那些希望
深入了解西藏的巴西朋友，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达赖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离开家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与其在世界各地劳苦奔波，不如早日迷途返航。对于关心、关注西藏的巴西朋友以及曾经或至今仍围
绕在达赖周围的人，我想说，有机会的话请你们一定要到“世界屋脊”、“雪域佛国”走一走，看一看。敞开心胸，放宽眼界，你会认清一个真实的达赖，你会读
懂一个美丽的西藏——中国的西藏。
拉萨五年被评为“幸福指数最高城市”
哪个城市的居民幸福感最强烈？答案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广州、深圳，而是你可能想不到的一个省会城市——西藏拉萨市。日前，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进行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近年来，拉萨市委、市政府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全市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是1959年的8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81年的26倍，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电96台、家用电脑63台、移动电话182部、家用
轿车32辆，正向着全面小康阔步迈进。拉萨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仅在“十一五”期间，拉萨市政基础建设项目总投资就达到40亿元，比“十
五”期间增加了175.9%；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到62.9平方公里，比“十五”末增加了15%。如今的拉萨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交通更加顺畅、环境更加
优美，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幸福拉萨来自舒心惬意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大力改善人居环境。2007年全面启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为主要内容的“六城同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五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并荣获自治区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称号。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吉次珠高兴地说，获得这一殊荣，是拉萨各族人民对生活品质与价值追求得到满足的充分肯定，是对拉萨市各项生活指标的高度
赞许，是对拉萨城市建设发展的高度认可，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民族团结的真实写照，是对拉萨市今后持续发展的
巨大鼓舞和有力鞭策。
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进行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近年来，拉萨市委、市政府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党的富民惠民政策，全市农牧民人均纯
收入是1959年的8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81年的26倍，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彩电96台、家用电脑63台、移动电话182部、家用
轿车32辆，正向着全面小康阔步迈进。拉萨市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仅在“十一五”期间，拉萨市政基础建设项目总投资就达到40亿元，比“十
五”期间增加了175.9%；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到62.9平方公里，比“十五”末增加了15%。如今的拉萨城市功能更加完善、交通更加顺畅、环境更加
优美，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幸福拉萨来自舒心惬意的生活环境。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大力改善人居环境。2007年全面启动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际旅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为主要内容的“六城同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五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并荣获自治区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称号。
拉萨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吉次珠高兴地说，获得这一殊荣，是拉萨各族人民对生活品质与价值追求得到满足的充分肯定，是对拉萨市各项生活指标的高度
赞许，是对拉萨城市建设发展的高度认可，同时也是各族人民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民族团结的真实写照，是对拉萨市今后持续发展的
巨大鼓舞和有力鞭策。
“将达赖称作非暴力人士，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编者按：2011年12月9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对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进行了专访，并于2012年1月25日发表专访录
《将达赖称作非暴力人士，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现将全文予以转载。
汉族与藏族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在抗议活动中可能有数人丧生。达赖喇嘛长期宣扬“种族灭绝”。朱副部长如是说。
西藏再次发生自焚事件，据流亡政府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15起自焚事件，这是他们绝望的表现，达赖喇嘛如是说。藏人是想借此引起大家的注
意，关注在该地区寺庙遭到的镇压。
朱维群对这样的声明只能摇摇头：“这是蹩脚的宣传”。朱维群说：“我们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在这里是指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朱维群任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中央政府专职负责西藏事务。朱维群经常到西藏视察，就在前几周，他又到西
藏了解当地的情况。
在阴冷的天气里，朱维群依然来到柏林，随行的还有许多数字和统计，这些足可以证明他的论述。他靠在椅子上说，仅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
政府向西藏投资13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近170亿欧元）。从2011年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预计投入3300亿。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西藏人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持续增长”，“达赖喇嘛怎么能严肃认真地强调西藏形势不好，藏民族将会灭绝”。他说，恰恰相反，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口已从100万增长到300万。
有反对意见表示，这些人口都是迁徙来的汉族人，对此朱维群并不赞同。“主要是藏族，当然也有汉族或回族等其他民族。这是不能彻底分开来说的，实际上
在西藏共同生活着十个不同的民族群体。”
西方对达赖有着盲目的信任
在种种数据之外，这位中国副部长特别看重一点：时间。这在与他的谈话伊始就表现的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一直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十分不愿意谈及西藏或者
达赖话题。朱想改变这一看法。朱说，我们迫切需要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西方对达赖有着盲目的信任，而他的策略其实是很容易洞悉的。
有十多年的时间里，达赖曾是藏族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他还大声呼吁西藏的独立，但从1988年则开始提出“中间道
路”。“独立”这个词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他的目标变成了争取西藏的“文化自治”。但朱认为，这些不过都是达赖的文字游戏罢了，他追求的和从前一样，还
是西藏的独立。
朱俯身在桌子上，伸出右手，数着手指头说：
首先，达赖直到今天都拒绝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西藏在1951年被占领了，“这和历史事实不符。”
第二，达赖一直鼓吹大藏区，他指的大藏区包含了所有藏族人生活的地区，比如青海省，“但这个地区从来都不属于西藏。今天的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
而达赖所指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这是四分之一的中国。”
第三，达赖要求所有的军队从所谓的大藏区撤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和平区”。
第四，按照达赖的设想，所有在大藏区生活的其他民族都要被赶走。这涉及大约750万汉族人。
第五，达赖还要求，在那250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里，除了军事和外交事务，其他所有事务都要处于他的掌控之下，中央政府不许插手任何事。
达赖喇嘛“一再使用暴力”
“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治。”朱维群身体后倾并问道：“难道德国会接受这样的自治吗？在一个面积超过国土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他双手交叉凝视着对
方：“你们也都看到了，达赖喇嘛所说的自治就是西藏独立。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也是。”
在西方，达赖喇嘛获得众人好感。他的活动遍布各地。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恐怖主义时代下，他的非暴力主张被赋予了道德权威。
对于朱维群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自从达赖本人参与政治，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采取暴力行为。”
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末或最近的2008年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事件——这些事件都是达赖喇嘛有意策划组织的，有时甚至直接受他鼓
动。“说达赖喇嘛是非暴力人士，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朱部长又提到了自焚事件：“达赖喇嘛说过，这些人是他的英雄们。他钦佩他们的勇气。”这样的话语会被人们用来鼓励自己的这种暴力行为。
“这与非暴力完全无关。达赖喇嘛不仅仅是罪孽深重的，他还试图将和平而克制的佛教转化成暴力的宗教。”朱部长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并
且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严峻形势似乎为达赖提供了一个好时机，他在几个月前正式宣布从政治事务中退休。这时，朱微微笑了，“关于这一点，我很疑惑。西方的政治家，或者媒
体，每次谈到与达赖的会面时，不都说那是非政治性的？！中国政府没什么好激动的，达赖不过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嘛？！那么他现在又怎么能从他的政治职务中
退休了呢？”
朱似乎很高兴我们提及了这个话题。对他和中国政府来说，能指出这些异议非常重要的。
朱弯下腰来拿起他的公文包。不一会儿他就拿到了一沓白色的纸：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宪法”。
“宪法”指出，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最高领袖和教师。他在道德行为，宗教和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指引藏民族。他本人或一个“由民主选举出来的
领导人”可以解决“西藏问题”。他有权会见国际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并继续作为国外办事处的代表，并任流亡政府特别代表。
朱部长停顿片刻，继续问道：“面对这样的陈述，我们能说他辞去了所有的政治职务？我不这么认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适用于西藏
达赖已正式任命哈佛毕业生洛桑孙根为西藏人的新政治领袖。如果达赖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至少洛桑孙根可以。他看起来想好好利用这一重新开始
的机会。按照他的设想，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也可以用在西藏。
“洛桑孙根是个律师，他的建议，就不能用无知来辩解了。”朱说，“他很了解西藏的状况，因此只想用他的建议来激怒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可能在西藏也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做法。朱解释说，在西藏的现有条件下，这一方法根本不可能实施，“香港和澳门都曾被
西方势力长期占据。它们曾被从中国分离出去。但西藏从未被分离出去，它过去是并且一直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和澳门的居民、文化和经济都受到了西方的极大影响。其经济秩序也是如此：当中国大陆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译者注：应为计划经济），香港已经按照英
国的模式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为了使香港回归，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如果在西藏也实施这一方法，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引入农奴制了。应该没有人
会欢迎这个。藏族同胞和我们同样不希望如此。”
“谈判（译者注：应为接触商谈）之门一直敞开”
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而且同样拒绝洛桑孙根所谓的领袖身份。“洛桑孙根是一个未被法律承认的政治性的分裂集团的头目。我
们不希望和他有任何联系，我们拒绝和他谈判。”
门轻轻打开了，中国驻柏林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添了茶，绿茶。茶水散发出柔和的香气，让人心神宁静。和朱先生的谈话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努力争取更多
的理解。先前曾有人指责中国政府不会回答西方媒体的质疑，这一指责现在被否定了。
但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译者注：应为“西藏流亡政府”）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仍然不可回避。在这一大前提下是否存在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我们
从未关上谈判的大门，这么做的是达赖集团。”朱说，达赖必须先放弃他的分裂主义，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放弃所谓大藏区的说法，“谈判之门和从前一
样仍然敞开。”
《将达赖称作非暴力人士，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现将全文予以转载。
汉族与藏族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在抗议活动中可能有数人丧生。达赖喇嘛长期宣扬“种族灭绝”。朱副部长如是说。
西藏再次发生自焚事件，据流亡政府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了15起自焚事件，这是他们绝望的表现，达赖喇嘛如是说。藏人是想借此引起大家的注
意，关注在该地区寺庙遭到的镇压。
朱维群对这样的声明只能摇摇头：“这是蹩脚的宣传”。朱维群说：“我们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在这里是指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朱维群任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中央政府专职负责西藏事务。朱维群经常到西藏视察，就在前几周，他又到西
藏了解当地的情况。
在阴冷的天气里，朱维群依然来到柏林，随行的还有许多数字和统计，这些足可以证明他的论述。他靠在椅子上说，仅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
政府向西藏投资13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近170亿欧元）。从2011年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预计投入3300亿。
“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西藏人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持续增长”，“达赖喇嘛怎么能严肃认真地强调西藏形势不好，藏民族将会灭绝”。他说，恰恰相反，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口已从100万增长到300万。
有反对意见表示，这些人口都是迁徙来的汉族人，对此朱维群并不赞同。“主要是藏族，当然也有汉族或回族等其他民族。这是不能彻底分开来说的，实际上
在西藏共同生活着十个不同的民族群体。”
西方对达赖有着盲目的信任
在种种数据之外，这位中国副部长特别看重一点：时间。这在与他的谈话伊始就表现的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一直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十分不愿意谈及西藏或者
达赖话题。朱想改变这一看法。朱说，我们迫切需要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西方对达赖有着盲目的信任，而他的策略其实是很容易洞悉的。
有十多年的时间里，达赖曾是藏族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他还大声呼吁西藏的独立，但从1988年则开始提出“中间道
路”。“独立”这个词从他的讲话中消失了，他的目标变成了争取西藏的“文化自治”。但朱认为，这些不过都是达赖的文字游戏罢了，他追求的和从前一样，还
是西藏的独立。
朱俯身在桌子上，伸出右手，数着手指头说：
首先，达赖直到今天都拒绝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西藏在1951年被占领了，“这和历史事实不符。”
第二，达赖一直鼓吹大藏区，他指的大藏区包含了所有藏族人生活的地区，比如青海省，“但这个地区从来都不属于西藏。今天的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
而达赖所指的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这是四分之一的中国。”
第三，达赖要求所有的军队从所谓的大藏区撤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和平区”。
第四，按照达赖的设想，所有在大藏区生活的其他民族都要被赶走。这涉及大约750万汉族人。
第五，达赖还要求，在那250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里，除了军事和外交事务，其他所有事务都要处于他的掌控之下，中央政府不许插手任何事。
达赖喇嘛“一再使用暴力”
“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治。”朱维群身体后倾并问道：“难道德国会接受这样的自治吗？在一个面积超过国土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他双手交叉凝视着对
方：“你们也都看到了，达赖喇嘛所说的自治就是西藏独立。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后也是。”
在西方，达赖喇嘛获得众人好感。他的活动遍布各地。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恐怖主义时代下，他的非暴力主张被赋予了道德权威。
对于朱维群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自从达赖本人参与政治，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采取暴力行为。”
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末或最近的2008年在拉萨发生的打砸抢事件——这些事件都是达赖喇嘛有意策划组织的，有时甚至直接受他鼓
动。“说达赖喇嘛是非暴力人士，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朱部长又提到了自焚事件：“达赖喇嘛说过，这些人是他的英雄们。他钦佩他们的勇气。”这样的话语会被人们用来鼓励自己的这种暴力行为。
“这与非暴力完全无关。达赖喇嘛不仅仅是罪孽深重的，他还试图将和平而克制的佛教转化成暴力的宗教。”朱部长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并
且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严峻形势似乎为达赖提供了一个好时机，他在几个月前正式宣布从政治事务中退休。这时，朱微微笑了，“关于这一点，我很疑惑。西方的政治家，或者媒
体，每次谈到与达赖的会面时，不都说那是非政治性的？！中国政府没什么好激动的，达赖不过是西藏人的宗教领袖嘛？！那么他现在又怎么能从他的政治职务中
退休了呢？”
朱似乎很高兴我们提及了这个话题。对他和中国政府来说，能指出这些异议非常重要的。
朱弯下腰来拿起他的公文包。不一会儿他就拿到了一沓白色的纸：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目前的“宪法”。
“宪法”指出，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最高领袖和教师。他在道德行为，宗教和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指引藏民族。他本人或一个“由民主选举出来的
领导人”可以解决“西藏问题”。他有权会见国际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并继续作为国外办事处的代表，并任流亡政府特别代表。
朱部长停顿片刻，继续问道：“面对这样的陈述，我们能说他辞去了所有的政治职务？我不这么认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不适用于西藏
达赖已正式任命哈佛毕业生洛桑孙根为西藏人的新政治领袖。如果达赖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至少洛桑孙根可以。他看起来想好好利用这一重新开始
的机会。按照他的设想，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也可以用在西藏。
“洛桑孙根是个律师，他的建议，就不能用无知来辩解了。”朱说，“他很了解西藏的状况，因此只想用他的建议来激怒中国政府。”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可能在西藏也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做法。朱解释说，在西藏的现有条件下，这一方法根本不可能实施，“香港和澳门都曾被
西方势力长期占据。它们曾被从中国分离出去。但西藏从未被分离出去，它过去是并且一直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和澳门的居民、文化和经济都受到了西方的极大影响。其经济秩序也是如此：当中国大陆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译者注：应为计划经济），香港已经按照英
国的模式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为了使香港回归，我们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如果在西藏也实施这一方法，那么我们就要重新引入农奴制了。应该没有人
会欢迎这个。藏族同胞和我们同样不希望如此。”
“谈判（译者注：应为接触商谈）之门一直敞开”
中国政府不仅拒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想法，而且同样拒绝洛桑孙根所谓的领袖身份。“洛桑孙根是一个未被法律承认的政治性的分裂集团的头目。我
们不希望和他有任何联系，我们拒绝和他谈判。”
门轻轻打开了，中国驻柏林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添了茶，绿茶。茶水散发出柔和的香气，让人心神宁静。和朱先生的谈话表明，中国政府希望努力争取更多
的理解。先前曾有人指责中国政府不会回答西方媒体的质疑，这一指责现在被否定了。
但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译者注：应为“西藏流亡政府”）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仍然不可回避。在这一大前提下是否存在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我们
从未关上谈判的大门，这么做的是达赖集团。”朱说，达赖必须先放弃他的分裂主义，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放弃所谓大藏区的说法，“谈判之门和从前一
样仍然敞开。”
西藏的主权归属及人权状况
民主改革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占有的耕地无偿分给了无地的农奴和奴隶。山南乃东县凯松溪卡的443位农民分得了1696克
土
地。当旧的地契、债约被扔进火堆时，昔日的农奴们围着火堆跳起舞蹈。75岁的索朗说："过去种主人的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等到
天
明，现在分地给我，真觉得睡觉香、吃饭甜，真想多活几年，看看今后的好日子。"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1300多户未
参
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克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由国家支付赎买金4500多万元。
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粮食产量1960年即比1959年增长了
12.6%，牲畜存栏数增长了10%。西藏人民开始得到争取温饱的生存权利。
六、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
官
制是僧俗双轨制，行政机构中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僧官大于俗官，某些机构只有僧官而不设俗官。寺院在处理政治事务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在召开商讨重
大
事务的"官员扩大会议"时，要有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四大林(即功德林、丹吉林、策墨林、次觉林等四座大寺庙)的住持参加。形成决
议
后，需要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共同加盖印章方能生效。
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
切
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
举
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
权
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1988年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据拉萨、那曲、日
喀
则、林芝、山南五个地市统计，参选率达93.88%。为了使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参加选举，不少地方群众用豆子代替选票，他们同意谁，就在那位候选人背后
的
碗中投进一颗豆子，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目前，以藏族为主的当地民族代表，在全区县人大代表总数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2%以上。
全
自治区75个县(市、区)的现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是昔日的农奴或奴隶。
为了保证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1959年西藏即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人民政协是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进行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政治组织。政协的这种特点在西藏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
西藏政协广泛吸收了藏族和其他民族各界人士参加。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不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爱国僧俗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昌都地区大活佛、现任全
国
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原西藏大贵族、地方政府噶伦、现西藏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杰等。这些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
议
参政议政，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在历届政协会议中，他们的提案涉及到民族，宗教、文教、科技、卫生、农业、牧业、林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对
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加速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等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宪法，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65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
区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藏族代表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会议选举阿沛
*
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广大农奴和奴隶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后，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西藏自
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一九六五年至今，已经制定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
决
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区集体矿
山
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
姻法〉的变通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
的
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6.6%，在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占71.7%，在县级干部中占74.8%。在旧西藏处于社会最底
层
的藏族妇女，也已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妇女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现有5人任自治区一级干部，38人任专区一级干部，232人任县级
干
部。西藏的干部队伍主体是翻身农奴和奴隶，同时也包括各界爱国上层人士。即使对于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只要放弃反动立场，确有所长也给
予
适当安排，使他们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
在司法活动中，西藏人民除了享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同等的法定权利外，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特殊权利。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各级
人
民法院与检察院必须保障藏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藏族诉讼参与人，要使用藏语文检察和审理案件，法律文书要使用藏文。"现在，西藏
的
各级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均由藏族公民担任。
七、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西藏经济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
粒。
在少数地方，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烧荒肥田"的原始耕作方式。1952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80公斤(15亩为一公顷)，人均占有粮食125
公
斤。牧业基本上是靠天养畜，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全区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也十分落后，现代工业
更
是一片空白。旧西藏交通险阻，行路艰辛，贷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横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时残留下来的几条铁索桥，没有一座能通车
的
桥梁。英国人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将汽车拆了用牲畜驮到拉萨。能源状况落后，至1950年解放前夕，仅有一座125千瓦的水电站断
续
供电。经济的落后和农奴主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境地。仅就首府拉萨来说，民主改革前城区只有两万多人，城周围住在破烂帐篷
里
的贫民和乞丐就近千户。监狱不供犯人伙食，戴着手铐、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无家可归者冻饿倒毙街头的凄惨情景处处可见。
民主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发展生产，治穷致富，使整个
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展农牧业在西藏的经济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民主改革初期，中央和西藏地方人民政府即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方针和政策，并从
财
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使农牧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1966年，粮食总产量就由1959年的1.8亿公斤增加到3.15亿公斤，平均每年增长
8.3%；牧畜从1959年的955.6万头(只)发展到1817.5万头(只)，增长90.2%，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1980年开始，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征免购，不收任何农牧业税。1984年，除对农牧业继续提供免息贷款外，对1980年以前用于兴修水利、购买农牧
业
机械等项集体贷款免于归还。农牧区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
西
藏解放前没有农业机械和化肥，现在的拖拉机已成为农户自买的农具。科学种田、科学养畜受到普遍重视和欢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生产得到
全
面的发展。1991年，西藏农业总产值达到20.46亿元，比1952年增长3.4倍，粮食产量达到5.8亿公斤，平均亩产达到224公斤，分别比
1952年增长2.7倍和1.8倍。尽管西藏人口1991年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90.5公斤，仍比1952年提
高
1.2倍。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91年肉类总产量达到9.1万吨，奶类总产量17.7万吨。
西藏现代工业是从民主改革后才起步的。1965年，西藏已建立了建筑、电力、汽车修理、森工、制革、硼砂、煤炭等工业企业80个，职工近万人，当年的
工
业总产值达2883万元。政府重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1965年全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33个行业，年总产值由民主改革前的124万元增加到890万
元，
增长6.2倍。西藏缺油少煤，过去能源供应贫乏。为改变这种状况，1956年在拉萨修建了电站，这是西藏第一个公用电力企业。西藏地热资源丰富，由国
家
投资在羊八井建成了中国最大兆瓦级地热电站。到1991年，西藏电力装机容量已达14万千瓦，年发电量4亿千瓦小时。经过四十年的建设，西藏目前拥有
电
力、采矿、建材、森工、毛纺、印刷、食品等十多项现代工业，国营企业职工5.1万人。1991年，工业总产值为4.03亿元，比1959年增长
4.3
倍；民族手工业产值达到4600万元。
过去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项大规模建设，就是在平均海拔为3000米的崇山峻岭中修建四川和青海通往拉萨的公路。川藏公路全线
长
2413公里，青藏公路全线长2122公里。此后，又相继建成新藏、滇藏、中尼等干线公路。目前，全西藏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建成公
路
总长21842公里。除在深山之中的墨脱县外，所有的县77%的乡都通了公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已经
形
成。为了解决西藏的燃料供应困难，国家拨款修建了一条从青海省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成品油输油管道，全长1080公里，对保证西藏能源供应、支援经济建
设
起到重要作用。为了更好的适应西藏对外开放的需要，在1956年开辟拉萨至北京航线后，又相继开通了拉萨至成都、西安、兰州、上海、广州等国内航线和
拉
萨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
旧西藏现代科技事业完全是空白。民主改革后，先后建立了农业、畜牧业、交通、电力、建筑、地质、水利、气象、卫生、藏医药、教育等专门科研机构，培养
了
一批藏族科技人员。198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现在西藏有专门科研机构17个，各类科技专业人员2.69万人。四十年来，西藏有347项
科
技成果获自治区级奖，其中"西藏太阳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等2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
西藏高原雪峰和名寺古迹吸引着世界众多的探险客和旅游者。在对外开放中，西藏的旅游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现在，西藏已有旅行社11家，旅游涉外饭店、
宾
馆19家，床位3600张，开辟景区60多个。从1980年至1991年，共接待海外旅游者15.09万次。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提高，绝大部分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一部分农牧民已经富裕起来，1991年全区农牧民人
均
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倍。喜马拉雅山下的亚东县珠居村，1986年全村75户年收入36.16万
元，
全村有74户盖了新房。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120元，比1981年增长2.3倍。1991年末，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49240万元，比
1959
年增长500多倍。农牧民家庭已拥有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6021元，牲畜75头(只)；每百户拥有汽车9台，大小拖
拉
机6台，机动脱粒机3台，马车12台。农牧民人均实物消费量比解放前有大幅度的增长。1991年，人均消费粮食183.6公斤，食用油3.6公斤，肉
类
14.7公斤，奶类50公斤。在保持传统饮食习惯的同时，饮食结构向多样化发展，增加了蔬菜、禽蛋、酒类、糖果、糕点等的消费。人民住房有了很大改
善。
据旧西藏地方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有人口100万，其中没有自己住房的就有90余万人。现在，除了部分牧区的游牧民之外，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住
房。
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3.7平方米。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有5.67万人口，80%以上的群众住进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达40平方
米。
藏族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注入了现代化的内容。据抽样调查统计，城镇每百户居民有自行车212辆，彩色电视机88台，收录机84台，洗衣机42台，电冰
箱
24台，照像机26架。各项文化设施的建设，使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充实。
由于西藏地区特别困难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上特别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今天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仍低于中国全国的平均水平。1989年西藏自
治
区政府制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开拓区内、国内、国外市场，开发优势资源，发展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力争尽快缩短西藏
地
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为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繁荣打好基础。
八、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全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只有约2000人，信奉天主教的近600人。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各级机构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扬。现在，西藏人民在
国
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西藏
处
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受到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
重
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以来，西藏平反了冤假错案，相继恢复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面做了大量
工
作。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拨专款两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维修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公元八世纪吐蕃王兴建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
名
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了维修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拔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
银
2000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至今，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到1400多处，满足了
信
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政府还多方设法寻回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的佛像、法器等宗教用品，分发给各寺庙，受到广大僧人和群众的欢迎。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
有
学僧近3000名。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档案馆保存的《甘珠
尔》
藏文大藏经拉萨版赠送给自治区佛协，并资助50万元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给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
庙。
1990年，自治区佛协又得到政府资助50万元，在拉萨木加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
年
佛创办了《西藏佛教》刊物。现在全区有3.4万多名僧尼。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
参
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
第
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对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布施。群
众
婚丧嫁娶仪式中与宗教有关的习俗都受到完全尊重。
在西藏，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教派和寺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同时，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
人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对于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一律依法处理。近年来西藏有一些僧尼被
依
法治罪，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如参加骚乱，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搞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没有一个是因宗教信仰而被拘捕判罪的。
西藏佛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开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寺庙，组织了宗教人士出
国
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热情地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共计一万多人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很多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国家和西藏的建设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深受群众的敬仰和政府的尊
重。
与达赖喇嘛并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为维护祖国统一，
增
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政府决定在日
喀
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
目
前灵塔和祀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寻访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正在扎什伦布寺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主持下顺利进行。
九、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旧西藏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前，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
教
育的权利。
根据"十七条协议"中有关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的规定，1952年拉萨小学建立，1956年拉萨中学建立，西藏走上了现代教育的
轨
道。
为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国家四十年来累计投资11亿多元，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实行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直至大学毕业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
支
付。从1985年起，又对部分藏族中小学学生实行包吃、包穿、包住政策，在广大农牧区学校推行寄宿制。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实行"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原
则，
在大中专学校招生中，优先录取藏族等当地民族考生。进一步兴办藏语言文字、藏医学、藏族艺术、藏族历史等藏族文化系科(专业)、学校。
四十多年来，西藏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电视教育等在内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
族
特点的教育体系。广大城镇居民、农牧民享受到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到1991年，西藏已有西藏大学、民族学院、农牧学院和藏医学院4所现代大学，师
范、
农牧、卫生、藏医、财经、体育、艺术、邮电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5所，中学63所，小学2474所。在校生总人数达19.6万人，绝大多数是藏族学
生；
教职工达1.6万人，藏族教师占三分之二。大、中、小学建筑面积近150万平方米，电化教学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四十多年来，西藏高等学校毕业生
达
1.8万人，中小学毕业生51万人，其中中专、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4万多人，培训轮训干部1.5万余人，另有近7000人次获成人自学中专、大专考
试
合格证书，为各项建设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
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为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实现民族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过去西藏教育的基础
十
分薄弱，西藏地区的人口居住过于分散，西藏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虽已从过去的大多数人减为少数人，却仍占不小的比例。进一步发展西藏教育，仍是一个艰
巨
而紧迫的任务。
西藏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医学、天文历算等。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维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
一
系列尊重、保护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和措施，使西藏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
土
地。当旧的地契、债约被扔进火堆时，昔日的农奴们围着火堆跳起舞蹈。75岁的索朗说："过去种主人的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等到
天
明，现在分地给我，真觉得睡觉香、吃饭甜，真想多活几年，看看今后的好日子。"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1300多户未
参
加叛乱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90万克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由国家支付赎买金4500多万元。
西藏劳动人民再不受农奴主的沉重差税和高利贷剥削，劳动果实全部留归自己，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区粮食产量1960年即比1959年增长了
12.6%，牲畜存栏数增长了10%。西藏人民开始得到争取温饱的生存权利。
六、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兼任地方政府的首脑，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
官
制是僧俗双轨制，行政机构中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僧官大于俗官，某些机构只有僧官而不设俗官。寺院在处理政治事务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在召开商讨重
大
事务的"官员扩大会议"时，要有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和四大林(即功德林、丹吉林、策墨林、次觉林等四座大寺庙)的住持参加。形成决
议
后，需要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共同加盖印章方能生效。
民主改革结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法律所规定的一
切
政治权利。
西藏自治区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直接选
举
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席全国和自治区、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
权
利。西藏人民为获得当家作主人的权利而政治热情高涨，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1988年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据拉萨、那曲、日
喀
则、林芝、山南五个地市统计，参选率达93.88%。为了使不识字的群众也能参加选举，不少地方群众用豆子代替选票，他们同意谁，就在那位候选人背后
的
碗中投进一颗豆子，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目前，以藏族为主的当地民族代表，在全区县人大代表总数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2%以上。
全
自治区75个县(市、区)的现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是昔日的农奴或奴隶。
为了保证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1959年西藏即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人民政协是
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进行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政治组织。政协的这种特点在西藏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
西藏政协广泛吸收了藏族和其他民族各界人士参加。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不少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爱国僧俗官员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如昌都地区大活佛、现任全
国
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原西藏大贵族、地方政府噶伦、现西藏政协副主席拉鲁*次旺多杰等。这些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
议
参政议政，帮助政府进行决策。在历届政协会议中，他们的提案涉及到民族，宗教、文教、科技、卫生、农业、牧业、林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对
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加速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等项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宪法，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65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
区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藏族代表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会议选举阿沛
*
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广大农奴和奴隶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后，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西藏自
治
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一九六五年至今，已经制定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
决
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区集体矿
山
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
姻法〉的变通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为了使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政府十分重视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藏族干部3.7万人，各级人大、政府、政协
的
主要领导职务都由藏族干部担任。藏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6.6%，在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占71.7%，在县级干部中占74.8%。在旧西藏处于社会最底
层
的藏族妇女，也已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妇女干部已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以上，现有5人任自治区一级干部，38人任专区一级干部，232人任县级
干
部。西藏的干部队伍主体是翻身农奴和奴隶，同时也包括各界爱国上层人士。即使对于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只要放弃反动立场，确有所长也给
予
适当安排，使他们有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
在司法活动中，西藏人民除了享有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同等的法定权利外，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特殊权利。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各级
人
民法院与检察院必须保障藏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藏族诉讼参与人，要使用藏语文检察和审理案件，法律文书要使用藏文。"现在，西藏
的
各级检察院、法院的主要官员均由藏族公民担任。
七、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西藏经济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牦牛踩场脱
粒。
在少数地方，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烧荒肥田"的原始耕作方式。1952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80公斤(15亩为一公顷)，人均占有粮食125
公
斤。牧业基本上是靠天养畜，自然灾害经常造成牲畜大批死亡，1952年全区牲畜总头数仅为974万头(只)。旧西藏的民族手工业也十分落后，现代工业
更
是一片空白。旧西藏交通险阻，行路艰辛，贷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横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上，只有明朝时残留下来的几条铁索桥，没有一座能通车
的
桥梁。英国人送给达赖喇嘛的汽车，由于没有公路，只能将汽车拆了用牲畜驮到拉萨。能源状况落后，至1950年解放前夕，仅有一座125千瓦的水电站断
续
供电。经济的落后和农奴主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境地。仅就首府拉萨来说，民主改革前城区只有两万多人，城周围住在破烂帐篷
里
的贫民和乞丐就近千户。监狱不供犯人伙食，戴着手铐、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无家可归者冻饿倒毙街头的凄惨情景处处可见。
民主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四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发展生产，治穷致富，使整个
社
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发展农牧业在西藏的经济生活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民主改革初期，中央和西藏地方人民政府即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方针和政策，并从
财
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使农牧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1966年，粮食总产量就由1959年的1.8亿公斤增加到3.15亿公斤，平均每年增长
8.3%；牧畜从1959年的955.6万头(只)发展到1817.5万头(只)，增长90.2%，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1980年开始，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征免购，不收任何农牧业税。1984年，除对农牧业继续提供免息贷款外，对1980年以前用于兴修水利、购买农牧
业
机械等项集体贷款免于归还。农牧区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
西
藏解放前没有农业机械和化肥，现在的拖拉机已成为农户自买的农具。科学种田、科学养畜受到普遍重视和欢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生产得到
全
面的发展。1991年，西藏农业总产值达到20.46亿元，比1952年增长3.4倍，粮食产量达到5.8亿公斤，平均亩产达到224公斤，分别比
1952年增长2.7倍和1.8倍。尽管西藏人口1991年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但1991年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90.5公斤，仍比1952年提
高
1.2倍。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91年肉类总产量达到9.1万吨，奶类总产量17.7万吨。
西藏现代工业是从民主改革后才起步的。1965年，西藏已建立了建筑、电力、汽车修理、森工、制革、硼砂、煤炭等工业企业80个，职工近万人，当年的
工
业总产值达2883万元。政府重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1965年全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33个行业，年总产值由民主改革前的124万元增加到890万
元，
增长6.2倍。西藏缺油少煤，过去能源供应贫乏。为改变这种状况，1956年在拉萨修建了电站，这是西藏第一个公用电力企业。西藏地热资源丰富，由国
家
投资在羊八井建成了中国最大兆瓦级地热电站。到1991年，西藏电力装机容量已达14万千瓦，年发电量4亿千瓦小时。经过四十年的建设，西藏目前拥有
电
力、采矿、建材、森工、毛纺、印刷、食品等十多项现代工业，国营企业职工5.1万人。1991年，工业总产值为4.03亿元，比1959年增长
4.3
倍；民族手工业产值达到4600万元。
过去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项大规模建设，就是在平均海拔为3000米的崇山峻岭中修建四川和青海通往拉萨的公路。川藏公路全线
长
2413公里，青藏公路全线长2122公里。此后，又相继建成新藏、滇藏、中尼等干线公路。目前，全西藏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建成公
路
总长21842公里。除在深山之中的墨脱县外，所有的县77%的乡都通了公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已经
形
成。为了解决西藏的燃料供应困难，国家拨款修建了一条从青海省格尔木至西藏拉萨的成品油输油管道，全长1080公里，对保证西藏能源供应、支援经济建
设
起到重要作用。为了更好的适应西藏对外开放的需要，在1956年开辟拉萨至北京航线后，又相继开通了拉萨至成都、西安、兰州、上海、广州等国内航线和
拉
萨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
旧西藏现代科技事业完全是空白。民主改革后，先后建立了农业、畜牧业、交通、电力、建筑、地质、水利、气象、卫生、藏医药、教育等专门科研机构，培养
了
一批藏族科技人员。198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现在西藏有专门科研机构17个，各类科技专业人员2.69万人。四十年来，西藏有347项
科
技成果获自治区级奖，其中"西藏太阳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等21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奖。
西藏高原雪峰和名寺古迹吸引着世界众多的探险客和旅游者。在对外开放中，西藏的旅游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现在，西藏已有旅行社11家，旅游涉外饭店、
宾
馆19家，床位3600张，开辟景区60多个。从1980年至1991年，共接待海外旅游者15.09万次。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提高，绝大部分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一部分农牧民已经富裕起来，1991年全区农牧民人
均
纯收入为4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1.6倍。喜马拉雅山下的亚东县珠居村，1986年全村75户年收入36.16万
元，
全村有74户盖了新房。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120元，比1981年增长2.3倍。1991年末，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49240万元，比
1959
年增长500多倍。农牧民家庭已拥有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6021元，牲畜75头(只)；每百户拥有汽车9台，大小拖
拉
机6台，机动脱粒机3台，马车12台。农牧民人均实物消费量比解放前有大幅度的增长。1991年，人均消费粮食183.6公斤，食用油3.6公斤，肉
类
14.7公斤，奶类50公斤。在保持传统饮食习惯的同时，饮食结构向多样化发展，增加了蔬菜、禽蛋、酒类、糖果、糕点等的消费。人民住房有了很大改
善。
据旧西藏地方政府统计，1950年西藏有人口100万，其中没有自己住房的就有90余万人。现在，除了部分牧区的游牧民之外，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住
房。
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13.7平方米。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有5.67万人口，80%以上的群众住进了新房，人均住房面积达40平方
米。
藏族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注入了现代化的内容。据抽样调查统计，城镇每百户居民有自行车212辆，彩色电视机88台，收录机84台，洗衣机42台，电冰
箱
24台，照像机26架。各项文化设施的建设，使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充实。
由于西藏地区特别困难的自然条件和历史上特别落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今天西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仍低于中国全国的平均水平。1989年西藏自
治
区政府制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开拓区内、国内、国外市场，开发优势资源，发展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力争尽快缩短西藏
地
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为藏族和其他民族的共同繁荣打好基础。
八、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全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只有约2000人，信奉天主教的近600人。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各级机构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扬。现在，西藏人民在
国
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西藏
处
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宗教活动场所及设施受到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
重
新全面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0年以来，西藏平反了冤假错案，相继恢复和新成立了宗教工作机构，在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方面做了大量
工
作。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向西藏地方拨专款两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维修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公元八世纪吐蕃王兴建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
名
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了维修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拔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
银
2000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至今，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到1400多处，满足了
信
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政府还多方设法寻回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的佛像、法器等宗教用品，分发给各寺庙，受到广大僧人和群众的欢迎。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
有
学僧近3000名。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档案馆保存的《甘珠
尔》
藏文大藏经拉萨版赠送给自治区佛协，并资助50万元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给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
庙。
1990年，自治区佛协又得到政府资助50万元，在拉萨木加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
年
佛创办了《西藏佛教》刊物。现在全区有3.4万多名僧尼。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
参
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
第
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对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布施。群
众
婚丧嫁娶仪式中与宗教有关的习俗都受到完全尊重。
在西藏，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教派和寺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同时，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
人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防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对于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一律依法处理。近年来西藏有一些僧尼被
依
法治罪，都是因为触犯了刑律，如参加骚乱，危害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秩序，搞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没有一个是因宗教信仰而被拘捕判罪的。
西藏佛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开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好往来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寺庙，组织了宗教人士出
国
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热情地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共计一万多人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很多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国家和西藏的建设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深受群众的敬仰和政府的尊
重。
与达赖喇嘛并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为维护祖国统一，
增
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政府决定在日
喀
则扎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
目
前灵塔和祀殿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寻访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正在扎什伦布寺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主持下顺利进行。
九、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旧西藏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前，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接受
教
育的权利。
根据"十七条协议"中有关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的规定，1952年拉萨小学建立，1956年拉萨中学建立，西藏走上了现代教育的
轨
道。
为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国家四十年来累计投资11亿多元，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实行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直至大学毕业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
支
付。从1985年起，又对部分藏族中小学学生实行包吃、包穿、包住政策，在广大农牧区学校推行寄宿制。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实行"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原
则，
在大中专学校招生中，优先录取藏族等当地民族考生。进一步兴办藏语言文字、藏医学、藏族艺术、藏族历史等藏族文化系科(专业)、学校。
四十多年来，西藏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电视教育等在内的具有西藏地方特色和民
族
特点的教育体系。广大城镇居民、农牧民享受到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到1991年，西藏已有西藏大学、民族学院、农牧学院和藏医学院4所现代大学，师
范、
农牧、卫生、藏医、财经、体育、艺术、邮电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5所，中学63所，小学2474所。在校生总人数达19.6万人，绝大多数是藏族学
生；
教职工达1.6万人，藏族教师占三分之二。大、中、小学建筑面积近150万平方米，电化教学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四十多年来，西藏高等学校毕业生
达
1.8万人，中小学毕业生51万人，其中中专、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4万多人，培训轮训干部1.5万余人，另有近7000人次获成人自学中专、大专考
试
合格证书，为各项建设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
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为西藏人民更好地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实现民族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过去西藏教育的基础
十
分薄弱，西藏地区的人口居住过于分散，西藏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虽已从过去的大多数人减为少数人，却仍占不小的比例。进一步发展西藏教育，仍是一个艰
巨
而紧迫的任务。
西藏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医学、天文历算等。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维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
一
系列尊重、保护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和措施，使西藏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
甲登·洛绒向巴活佛：自焚违反藏传佛教教规
全国人大四川代表团7日在北京向媒体开放团组审议活动。包括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内的4位人大代表在发言和回答记者提问中，谈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僧人自焚事件，回应外界关切的问题。
7日上午，包括美联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朝日新闻在内的27家境外媒体和39家中国媒体旁听四川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美联社记者提问称，最近一年来四川省阿坝州有不少藏族和尚、尼姑和老百姓自焚、自杀，一些藏族老百姓抱怨文化和传统宗教受到压迫，请详细介绍并评
价。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吴泽刚第一个回答该问题。
吴泽刚说，2009年3月以来，在四川藏区阿坝州的个别寺庙发生了多起僧人以及还俗人员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网络媒体都有过一些报道。他们有几个共
同特点——
首先，自焚者在实施自焚前大都高呼“西藏独立”等分裂国家的“藏独”口号。
其次，一些自焚者在自焚前就把自己的照片发往境外“藏独”组织。大多自焚事件发生后，境外的“藏独”势力就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和自焚
者日常生活照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大肆地违背客观事实的炒作。
第三，一些境外组织为了鼓励自焚，还对自焚者开出具体的赔偿价码等等。
吴泽刚说，这些都充分说明自焚活动是一种有预谋的政治策划。境内外的“藏独”分裂势力和组织把自焚者吹捧成所谓的英雄，为他们超度、念经，对自焚行
为进行诱惑、鼓励和支持。这些都充分暴露了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策划、支持自焚事件，煽动更多的僧尼、群众来效仿，用残害生命这种变相的暴力和恐怖
行为搞分裂活动，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的险恶用心。
吴泽刚还提到，据警方侦破的事实看，最近发生的几起还俗人员自焚事件也有共同点。这些以自焚方式自杀的还俗人员都曾有过犯罪前科或污渍满身，在社会
上的名声很坏，不被认同，感到绝望，然后选择自杀以图来世。
“作为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当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但不制止这种违反藏传佛教教规教义的行为，反而怂恿和支持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行为，利用这
些人希望洗刷罪行和耻辱的心理期盼，为自焚者树立纪念碑，为他们套上所谓英雄的光环，并为他们念经超度”，吴泽刚说，这种为自焚者清洗世俗污点、谋求来
生圆满的做法，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我们认为正是在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的诱惑和欺骗下，自焚事件才呈现出榜样效应和连续发生的特点。
全国人大代表、甲登·洛绒向巴活佛随后也对记者表示，“自焚的这些人都不懂佛教，对我们藏传佛教正常活动有了很大影响”，自焚是违反我们藏传佛教教
规的，所以我们宗教界都坚决反对。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第三个回答该问题。他说：“刚才美联社记者提到藏区有人抱怨压制少数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藏区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刘奇葆说，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方针历来是保护和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对藏族文化也不例外。现在在我们的藏区，你可以
看到遍地的藏族文化设施和活动。我们依法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藏区，信教群众可以自由地出入宗教活动场所。政府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包括向寺庙的
僧人提供低保、社保，资助寺庙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不存在群众抱怨压抑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才更好地发展和繁
荣。
当日在媒体提问前，四川团先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曾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的李昌平介绍了四川藏
区的经济和民生现状。他说，藏区人民思发展、盼稳定、奔富裕的共同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
活动，藏区虽然也有极少数寺庙和极个别僧侣遥相呼应、兴风作浪，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代表藏区主流。
自治州僧人自焚事件，回应外界关切的问题。
7日上午，包括美联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朝日新闻在内的27家境外媒体和39家中国媒体旁听四川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美联社记者提问称，最近一年来四川省阿坝州有不少藏族和尚、尼姑和老百姓自焚、自杀，一些藏族老百姓抱怨文化和传统宗教受到压迫，请详细介绍并评
价。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吴泽刚第一个回答该问题。
吴泽刚说，2009年3月以来，在四川藏区阿坝州的个别寺庙发生了多起僧人以及还俗人员自焚事件。这些事件在网络媒体都有过一些报道。他们有几个共
同特点——
首先，自焚者在实施自焚前大都高呼“西藏独立”等分裂国家的“藏独”口号。
其次，一些自焚者在自焚前就把自己的照片发往境外“藏独”组织。大多自焚事件发生后，境外的“藏独”势力就在第一时间发布自焚事件的现场照片和自焚
者日常生活照片，以及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大肆地违背客观事实的炒作。
第三，一些境外组织为了鼓励自焚，还对自焚者开出具体的赔偿价码等等。
吴泽刚说，这些都充分说明自焚活动是一种有预谋的政治策划。境内外的“藏独”分裂势力和组织把自焚者吹捧成所谓的英雄，为他们超度、念经，对自焚行
为进行诱惑、鼓励和支持。这些都充分暴露了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策划、支持自焚事件，煽动更多的僧尼、群众来效仿，用残害生命这种变相的暴力和恐怖
行为搞分裂活动，把藏传佛教引向宗教极端主义的险恶用心。
吴泽刚还提到，据警方侦破的事实看，最近发生的几起还俗人员自焚事件也有共同点。这些以自焚方式自杀的还俗人员都曾有过犯罪前科或污渍满身，在社会
上的名声很坏，不被认同，感到绝望，然后选择自杀以图来世。
“作为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的当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但不制止这种违反藏传佛教教规教义的行为，反而怂恿和支持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恐怖行为，利用这
些人希望洗刷罪行和耻辱的心理期盼，为自焚者树立纪念碑，为他们套上所谓英雄的光环，并为他们念经超度”，吴泽刚说，这种为自焚者清洗世俗污点、谋求来
生圆满的做法，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欺骗性。我们认为正是在达赖集团“藏独”分裂势力的诱惑和欺骗下，自焚事件才呈现出榜样效应和连续发生的特点。
全国人大代表、甲登·洛绒向巴活佛随后也对记者表示，“自焚的这些人都不懂佛教，对我们藏传佛教正常活动有了很大影响”，自焚是违反我们藏传佛教教
规的，所以我们宗教界都坚决反对。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第三个回答该问题。他说：“刚才美联社记者提到藏区有人抱怨压制少数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藏区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刘奇葆说，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方针历来是保护和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对藏族文化也不例外。现在在我们的藏区，你可以
看到遍地的藏族文化设施和活动。我们依法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藏区，信教群众可以自由地出入宗教活动场所。政府方面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包括向寺庙的
僧人提供低保、社保，资助寺庙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不存在群众抱怨压抑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才更好地发展和繁
荣。
当日在媒体提问前，四川团先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曾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的李昌平介绍了四川藏
区的经济和民生现状。他说，藏区人民思发展、盼稳定、奔富裕的共同愿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达赖集团加剧了对藏区的分裂破坏
活动，藏区虽然也有极少数寺庙和极个别僧侣遥相呼应、兴风作浪，但是他们丝毫不能代表藏区主流。
达赖喇嘛鼓动藏族僧侣自焚
核心提示：近日，达赖喇嘛在日本宣称，近期发生的藏传佛教僧侣自焚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在西藏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对此，四川省藏学研究所藏学
专
家刚正予以反驳，称达赖鼓动僧人自焚进行政治图谋，梦想恢复旧农奴制度。
新华网电 达赖喇嘛近日在日本说，最近发生的藏传佛教僧侣自焚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在西藏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四川省藏学研究所藏学专家刚正
表
示，达赖把自己支持下在藏区发生的破坏教规、灭绝人性的自焚事件说成是对文化灭绝的抗争，简直是冠冕堂皇的颠倒黑白。
刚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多年来，达赖在世界各地游走窜访，到处兜售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那么达赖所讲的被灭绝的‘西藏文化’是什么
呢？
我们可以从信教自由、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历史等方面来分析。”
刚正说，世人都看得出来，如果藏人没有信教的自由，那么西藏各大小寺院里全世界最庞大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10多万人的喇嘛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生
存
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政府既没有禁止喇嘛信教，也没有禁止藏族群众对寺院的供奉。“我们随处可见的是藏族老人手中摇动的转经筒、蓝天下随风飘动的
经
幡，随处可见的玛尼堆，还有寺庙里传出的诵经声。因此，信教不自由的情况显然不存在。”
“藏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也完整地传承着。”刚正说，青稞酒、牦牛肉、奶茶、糌粑，依然代表着现如今藏族同胞的饮食文化；向尊贵的客人敬献白色的哈达，依
然
代表着现如今藏族同胞待客的礼节文化；藏族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依然喜欢穿戴独具藏民族特色的服饰；走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矗立
着
石木结构的藏式民居；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高昂激越的藏语歌曲、精美绝伦的唐卡作品，这些藏民族艺术瑰宝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了
解，
藏族群众无论是居住、服装、饮食、节日以及其他生活习惯都是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情。
“那么藏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呢？”刚正说，现在懂得藏语、学习藏文的藏族民众显然比达赖统治期间要多不止百倍，甚至连不少其他民族的人都在学习藏语
和
藏文，电台和电视台也都用藏语来进行广播和传输，西藏的历史也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康巴卫视》每天都在教授汉族人学习藏语。
刚正说，“分析到底，西藏唯一被改变的就是神职人员失去了对普通藏民的特权。”过去，在达赖统治下政教一体的西藏，喇嘛拥有绝对的特权，对于普通藏民
具
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普通藏民可以任意处置，普通藏民的全部财产甚至生命都是属于寺院的，那时候，只有神职人员掌控着绝对的文化权，而普通藏民没有学
习
文化的权利，只能被奴役。
刚正表示，达赖所讲的被破坏的西藏文化指的就是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他说：“在达赖的眼里，神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代表神权的神职人员必须要高人三
等，
普通藏民就是牲畜，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奴役，是没有资格学习文化知识的，更没有资格与神职人员平起平坐。一旦普通藏民掌握了文化就破坏了神权管理下森严
的
等级制度。在达赖的眼里，等级森严的农奴制度就是西藏文化的化身。所以，打碎农奴制，鼓励藏人学习文化，就是达赖所讲的对‘西藏文化’的破坏。”
刚正说，西藏不仅是藏族人民的西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藏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
文
化。这些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无比珍贵的绚丽奇葩。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在中国内地，传统文化遗产和寺庙，
甚
至曲阜的孔庙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仍然竭尽全力保护西藏宗教文化，使布达拉宫免遭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多次拨巨款修缮布达拉宫等西藏寺庙，出台一系列政策，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唐卡、大藏经等宗教和文化遗产，并多次对藏语言文字的保
护
和使用作出规定，开发出与汉、英文字兼容的藏文软件操作系统，使藏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刚正认为，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强调“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
广
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大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
和
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都是中国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最好例证。
刚正说，达赖集团无视中央政府为西藏所做的工作，把“文革”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说成是专对西藏宗教文化的破坏，甚至捏造事实、恶意攻击，谎
称“文化灭绝政策，目前正在西藏发生”。刚正说：“达赖很清楚，他鼓动年轻僧人自焚的所作所为既不传统、也不文化，既不宗教、也不人性，他只有大肆散
布
专
家刚正予以反驳，称达赖鼓动僧人自焚进行政治图谋，梦想恢复旧农奴制度。
新华网电 达赖喇嘛近日在日本说，最近发生的藏传佛教僧侣自焚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当局在西藏实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四川省藏学研究所藏学专家刚正
表
示，达赖把自己支持下在藏区发生的破坏教规、灭绝人性的自焚事件说成是对文化灭绝的抗争，简直是冠冕堂皇的颠倒黑白。
刚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多年来，达赖在世界各地游走窜访，到处兜售所谓的西藏‘文化灭绝论’。那么达赖所讲的被灭绝的‘西藏文化’是什么
呢？
我们可以从信教自由、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历史等方面来分析。”
刚正说，世人都看得出来，如果藏人没有信教的自由，那么西藏各大小寺院里全世界最庞大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10多万人的喇嘛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生
存
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政府既没有禁止喇嘛信教，也没有禁止藏族群众对寺院的供奉。“我们随处可见的是藏族老人手中摇动的转经筒、蓝天下随风飘动的
经
幡，随处可见的玛尼堆，还有寺庙里传出的诵经声。因此，信教不自由的情况显然不存在。”
“藏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也完整地传承着。”刚正说，青稞酒、牦牛肉、奶茶、糌粑，依然代表着现如今藏族同胞的饮食文化；向尊贵的客人敬献白色的哈达，依
然
代表着现如今藏族同胞待客的礼节文化；藏族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依然喜欢穿戴独具藏民族特色的服饰；走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矗立
着
石木结构的藏式民居；热情奔放的藏族舞蹈、高昂激越的藏语歌曲、精美绝伦的唐卡作品，这些藏民族艺术瑰宝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凡是到过西藏的人都了
解，
藏族群众无论是居住、服装、饮食、节日以及其他生活习惯都是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情。
“那么藏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呢？”刚正说，现在懂得藏语、学习藏文的藏族民众显然比达赖统治期间要多不止百倍，甚至连不少其他民族的人都在学习藏语
和
藏文，电台和电视台也都用藏语来进行广播和传输，西藏的历史也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康巴卫视》每天都在教授汉族人学习藏语。
刚正说，“分析到底，西藏唯一被改变的就是神职人员失去了对普通藏民的特权。”过去，在达赖统治下政教一体的西藏，喇嘛拥有绝对的特权，对于普通藏民
具
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对普通藏民可以任意处置，普通藏民的全部财产甚至生命都是属于寺院的，那时候，只有神职人员掌控着绝对的文化权，而普通藏民没有学
习
文化的权利，只能被奴役。
刚正表示，达赖所讲的被破坏的西藏文化指的就是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他说：“在达赖的眼里，神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代表神权的神职人员必须要高人三
等，
普通藏民就是牲畜，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奴役，是没有资格学习文化知识的，更没有资格与神职人员平起平坐。一旦普通藏民掌握了文化就破坏了神权管理下森严
的
等级制度。在达赖的眼里，等级森严的农奴制度就是西藏文化的化身。所以，打碎农奴制，鼓励藏人学习文化，就是达赖所讲的对‘西藏文化’的破坏。”
刚正说，西藏不仅是藏族人民的西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藏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
文
化。这些文化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无比珍贵的绚丽奇葩。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在中国内地，传统文化遗产和寺庙，
甚
至曲阜的孔庙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仍然竭尽全力保护西藏宗教文化，使布达拉宫免遭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多次拨巨款修缮布达拉宫等西藏寺庙，出台一系列政策，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唐卡、大藏经等宗教和文化遗产，并多次对藏语言文字的保
护
和使用作出规定，开发出与汉、英文字兼容的藏文软件操作系统，使藏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刚正认为，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强调“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
广
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大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
和
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都是中国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的最好例证。
刚正说，达赖集团无视中央政府为西藏所做的工作，把“文革”中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说成是专对西藏宗教文化的破坏，甚至捏造事实、恶意攻击，谎
称“文化灭绝政策，目前正在西藏发生”。刚正说：“达赖很清楚，他鼓动年轻僧人自焚的所作所为既不传统、也不文化，既不宗教、也不人性，他只有大肆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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